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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剧汪海林: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

原标题:编剧汪海林: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

?本文来自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观天下讲坛

汪海林 ,国内知名编剧、制片人、影评人,

代表作有《爱国者》、《楚汉传奇》、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、《神医喜来乐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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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说今天聊影视行业的事情是属于比较轻松的,其实我觉得最不轻松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,尤其是最近。我是个编剧,特别注重文本,所以任何讲话都要写一个稿子,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交流。主办方要我取个题目,我发现到今天我已经入行21年了,也有必要梳理一下。

我有个朋友跟我说,他老家有个孩子高中毕业没有工作,都吃不上饭,就问我您能不能让他跟着您做编剧?我们知道房祖名吸毒被捕以后,还有黄海波嫖娼被抓以后,在监狱里都开始做编剧了,郭美美也说她要做编剧,要把故事写出来,吓你们一跳。所以,亲爱的朋友,在你灰心绝望,走投无路人生走入绝境的时候,你至少还可以做编剧。

我们编剧每天的生活其实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,市场的压力,各种外行的阻力,都压在我们身上;更重要的是对自我艺术的要求,这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,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,是不足以让我们坚持写作的。这些年有很多女性编剧朋友,都获得了成功,这都是因为她们怀着强烈的情感,反复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主题——男人都不是好东西,因此作为一名编剧就一定要有信念。

大概两年前还是一年前,上海电影节的时候,有一位女明星的粉丝攻击我,原因是我说那个女明星演的一部戏存在抄袭情况。其实我也没有直接去批评这个女明星,我只是说她脑子不大好使,不要去演这样一部戏,而且一再地演。现在我依然不想批评她,因为出现这个情况是整个环境造成的,尤其是资本的环境造成的,对了,我说的这个女明星就是唐嫣。

我说完以后她的粉丝就跑过来攻击我,还在微博上说你这辈子能过上唐嫣那样的生活吗?我对此就感到很疑惑,我就回应说哪样的生活?她的粉丝说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生活。我就问有男朋友吗?

唐嫣最近主演《归去来》,挺好的,演技各方面我觉得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,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对她表示恭喜,她也开始接一些现实主义题材了,我们的小花有了一个可喜的转变,还是要鼓励她。而且我也通过朋友表达对她的歉意,觉得没必要针对她,人家一个小姑娘,是吧。而且,我对她男朋友罗晋特别有好感,我还想跟他合作,我很欣赏他,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唐嫣小姐合作。

在中央戏剧学院练习观察生活

我最近就反思,我确实没有唐嫣的生活,但我经历了中国电视剧商业化的整个进程,包括电影业从衰败到复兴的整个进程。我在窦文涛的圆桌派上讲过我考学的经历,可能有一些朋友看过。我连续考了好几年,阴差阳错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发生以后,一直到1993年,也就是在我高中毕业后第四年才得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。

我们学校有左翼的传统,江青做过我们校长,当初是五七艺校,这也是中戏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我国高校主要还是自由派的天下,这是总体情况。我只能说中戏的左翼成分比别的高校要多一些,在历次社会运动中,中戏也是非常活跃的,从文革开始就是这样。后来我们中戏出了一些艺术家,像姜文、刁亦男、张猛这些人。

左起:姜文、刁亦男、张猛

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对文革也有描述,包括最近他在新片上映前谈到,我们要让观众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,他的这些言论包括他作品的气质在影视圈跟主流是不大一样的。还有刁亦男,《白日焰火》的导演、编剧,他拿了柏林的金熊奖。他在台湾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,结果让整个台湾舆论哗然,台湾人以做穷人为耻,当被说成是穷人天堂的时候,台湾人觉得受到了冒犯。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对台湾底层福利各方面的肯定。

《白日焰火》主要描写了国企解体后东北地区扭曲的伤痕,看上去是一个凶杀案。《钢的琴》这部作品就更不用说了。应该说我们这个学院,她在各大学里是比较独特的,她在一个胡同里,所以这的学生跟市井生活是融为一体的,他们很清楚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就是观察生活练习,就是在附近的胡同、最热闹的地方像地安门大街去观察。因为没有学生有机会观察上层社会的生活,所以全是观察卖地瓜的、修鞋的,所以大家去看那些学生小品,到今天依然保持这个传统,眼睛是往下看的。

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

毕业后,我们成为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

97年大学毕业时,我们第一次不包分配的学生。我们以前对口的单位是剧团,但每个话剧团演员需要挺多人,但是编剧只需要两三个就够了,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能写就行。即使我们能分到话剧团,机会也是不多的,很难分。当时好像宁波话剧团要人,但是我听说几个去那的以前的毕业生要么被抓起来了,要么就是病死了,所以那个地方可能不太好,就没去。

前几天有一个采访说到我们可能属于第一批职业编剧,编剧有专业编剧和业余编剧之分。专业编剧是各个院团、电影场的。在1997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,就是以写剧本为生,没有工资,没有劳保,没有五险一金,当时大概有几十位吧,我记得当时活跃的有电影学院的王琛,他也是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的编剧之一,史航、束焕大家都知道,我们下面的师弟像张挺,他是《道士下山》《花木兰》的编剧,还有申捷是《鸡毛飞上天》、《白鹿原》的编剧,还有《归去来》的高璇、任宝茹,她们都是92级的,比我高一届,以及《黄河人》《家常菜》的编剧王力扶。

当时就几个院校,所以我们就业各方面还是比较轻松的,因为找编剧的话就是这些人。这几个院校一年也就毕业二十来个人,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生,所以我们当时接活儿很容易。

我们大四的时候,周振天老师需要一个人帮他一块写《神医喜来乐》,他当时是海政的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,当时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高大庸就去了,后来我们写得不错,周老师说给你们署个名吧,于是我们在片尾获得了署名。当时是1997年,我印象中写的过程中还碰上了小平同志逝世。我们写完了以后就碰上了东南亚经济危机,投资人就没钱了,这个戏就一直没拍,过了将近五年,一直到了2002年才拍,2003年非典期间上映。

前几天有记者问我第一个作品是哪个,我说我没法回答你,因为我第一个写的戏到了2003年才播出,而我第一个写完播出的剧大家应该都没听说过。当时是临毕业前我在一个面馆里碰到了我一个学表演的同学,我们互相留了BB机号,就各自回家找工作了,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西南昌。

有一天他用BB机呼我,问我在干嘛,我说在家找文化厅落实我的工作呢,他说你能不能来无锡一趟,我们这个戏拍到一半,导演觉得剧本有问题,白天拍戏,晚上导演在屋里改剧本太累,希望找一个人专业的给他弄一下,他说2500块一集,你来吧,然后我就去了。大概是有八集需要重写,那个戏叫《朱四郎传奇》,讲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,由房子斌主演的,女一号是刘敏涛,都是我们同学,还有赵春阳、侯岩松这帮人。

那个时候是按集结算钱的,演员也是,有一场戏它也算一集,当时中戏毕业的演员都是2000块一集。有一天晚上我坐那儿正聊天呢,赵春阳冲进来拿着剧本说海林,这集怎么没我?我说必须有你,我现在就加。我给他加了两场戏,他两千块钱就到手了。

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,现在结算大概超过五场戏才能够算一集,还有一种是要累计到15场戏才能算一集,现在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计算方法。当然现在更多的是按月结算,一个月给多少钱,还有些是打包的,就是不管多长时间谈好价格来拍,因为这个集数已经越来越不好统计了。以前电视剧刚刚商业化,当时是按集数统计的,所以我大概花了一个多星期就挣到了一万多块钱,好像是一万六,97年的时候还是挺多的。

《明星制造》写到一半,投资人跑了

毕业那年,我有个同宿舍的同学叫闫刚,他是我们班少有的几个找到了正式工作的,被分配到了亚当夏娃性用品有限公司,卖避孕套和各种性用品,那是中国最早的性用品连锁店,那个老板被美联社报道称为中国的拉里·弗林特,他原来是牟其中的秘书,他有想法就做了这个行业。因为那个公司是北京市科委的企业,特别赚钱,交的利税多,所以有正式的干部名额,每年可以有多少人被分配到那,闫刚就被分配到了那。

拉里·弗林特,美国着名色情大亨

有一天,我路过那附近,我想闫刚应该在就用BB机呼他,我说你请我吃个饭吧。见了面后闫刚说我接了一个活儿,咱俩要不要一块干。我们当时是跟那个老板签了合同,一个人给了我们五千块钱,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跟房东合租的房退了,去八宝山租了一套新的,八宝山风水挺好的。而闫刚第一件事就是去单位辞职,他跟我说我实在受不了每天面对皮鞭和蜡烛。

于是,我们俩就开始写这个戏,是一个唱片公司要拍。这部戏就是后来的《明星制造》,是1999年的一部电视剧,王艳演的,还有有郭涛、郑昊,是写娱乐圈里面的一个戏。可是,我们写到一半的时候公司破产了,老板不见了,就没有结账。

这个戏非常奇葩,当时两个老板当中的一个是张立嘉,他现在做导演了,是《机器之血》的导演,就是去年成龙演的那部,但他原来是歌手。当时他介绍我们去采访了好多歌手和唱片业的一帮人,比如说女的有陈琳,后来自杀了,男的有满文军、韩笑,后来吸毒被抓了,还有红豆,猥亵男童被抓了,以及星工厂的老板姜泓,后来买凶杀人被判处死刑,后来王晓京也去世了,他最早是崔健的经纪人。总之,这个剧本没写完这个公司就完了。

两年后,我跟闫刚在搞话剧。当时美国炸了我们大使馆,我们就弄了一个话剧叫《导弹!捣蛋!》,是一个喜剧,相当于是个活报剧,当时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还来拍过我们。演话剧要有演出证,但我们没有,必须去北京市文化局一剧一批,但是等审批下来可能就过了时效性,因为我们觉得美国刚炸完大使馆,我们希望一个星期内就上演我们的戏。我们找来了同学,用了很短的时间排练,就这么开始演出了,我们演了十场,场场爆满。但没有演出证就不能卖票,因为不能卖票,大家也都不挣钱。

当时这个话剧是一个歌厅老板出钱投资的,最后戏演完他管我们要票房收入,我们说没有票房,于是这位歌厅老板的世界观就坍塌了,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帮人在不赚一分钱的情况下,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干一个事,他觉得很奇怪,这帮人是不是脑子都有问题。但是到现在我们也很感谢那个歌厅老板,从小姐身上挣那些钱也不容易。

就是在这时候,我接到了一个电话,是梦继导演,他跟我们说有人要投资《明星制造》这个戏,投资人是范小天,他当时是南京的老板。当时国内做电视剧的就几大老板,北京是北视中心,像郑晓龙他们都在北视中心,广州有邓建国,而范小天是南方派作家的一个公司,最早是跟王朔、叶大鹰成立时代公司,他是三个股东之一,当时电视剧他做得最好。

所以当范小天找到我们,我们心里都嘀咕着哎呀,这可是一个大老板啊。范小天说你们要多少钱?我跟闫刚同时在桌子底下踩了对方一脚,我们说要五千块钱一集,不对,是六千,比原来那个破产的唱片公司还多要了一千,结果他立刻答应了。后来这个戏拍到一半就卖光了,后期没做完就开始播了,等于是一边做后面的后期,前面的第一第二集就开始播了,那时候市场就好到这个程度。我们觉得奇怪这个剧本在外面漂了一年多,我们都在弄话剧了,居然还有人惦记它,而找到我们的人就是梦继导演,他原来是《我爱我家》的导播,一直想自己当导演,于是这就成了他的处女作。

《明星制造》这个剧本虽然是别人邀约的,但是我和闫刚把大学刚毕业时候的心气,对社会的感受都投入到剧本里了,所以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表达。里面有个角色是郭涛演的,范小天说就冲这个角色我就要投这个戏。这个角色是一个过气的歌星,是一个喜剧人物,他老觉得自己还是挺红的。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,原型之一就是蔡国庆。

蔡国庆是我们的师兄,他是儿童剧班的,所以他现在还显得很年轻呢。他当时特别红,我们有同学去给他拍MTV,他比较娇气,拍一个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,大家都知道在海滩上跑脚下没劲儿,而蔡国庆从那边跑过来以后他就没劲儿了,说再来一条就怎么也拍不了,最后是四个小工在下面抱着他的腿,只拍他的上半身奔跑。我们就觉得这个桥段特别好,就把它写到了戏里。

当时学校里面还有一个同学,按现在标准看他是小鲜肉款的,特帅,而且原来是童星,他每天在学校,他们的女同学看见他来就啊抱抱亲亲,但其实他不洗澡,他不知道,我们都知道。他每天头发打摩丝打得倍儿亮,临上课之前把白衬衫领结一系就那样。我们男生都特烦他,他有时候进我们宿舍掀帘子问问题,我们都一脚踹过去。

我有一个女同学跟他是好朋友,他们有一天坐在操场上聊天的时候,这个男生就说其实我何尝不知道这个学校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傻X呢。后来这个女生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,哎呀,我突然对他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,就是说他的另一面,一个看上去特别二的人的内心世界。最后,我们就把他和蔡国庆的故事放到了一起,创造了那个形象,在《明星制造》中叫麦高,郭涛因为演麦高,后来他走在上海大街上,人们都喊他麦高,我觉得那个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。这是我们第一部播出的电视剧,从那之后我其实活儿就不断了。

当时范小天给我们找了一个监制,叫张炭。张炭其实很有名,他是香港的编剧,作品有《黄飞鸿》系列以及《英雄本色》系列,后来国内的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他也是编剧和监制,这个哥们儿成名早26岁就当上了台湾金马奖的评委。他因为成名太早,所以每天就是放浪形骸,在香港接了好多活,但都交不上。

有一个段子说的是他接活儿太多,还每天晚上去夜总会玩儿,后来全香港夜总会看门的都说炭哥我们老大说了不能让你进来了。因为他也给黑社会写戏,黑社会都认识他。然后,整个香港没地玩了,他还是不交稿。别人一直给他打电话催问剧本写到哪了,他说写了一半,人家又问,他说还差十场戏就写完了,人家再问,最后他说写完了,结果对方说那你开门吧,我就在门口。张炭最后使了一招,就是他把窗户推开,把桌子弄得乱七八糟,然后把门一开,人家问剧本呢,他说真是不巧,刚才一阵大风把剧本刮跑啦。这个故事在编剧圈很有名的。

他过生日,我和闫刚送了他一个礼物,我们在王府井买了一把日本武士刀,因为看风水书说作家房间里最好放一个锋利的东西,这样有利于文思犀利。结果过了几天我们去他家,发现他家的沙发被劈成两半,电视也被劈成了两半。我们说怎么回事,张炭说都怪你们送我的这把刀,我太太拿着我的一摞名片审我,问这个是男的女的,男的放一边,女的放一边,又问这个女的你怎么认识的,我想不起来,她必须要我想起来,后来有几个我实在想不起来了,还有几个我说出真实身份以后,我太太就拿着武士刀在屋里追我,后来就把电视劈了。

后来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,他也是《无极》的编剧。但是他是个了不起的编剧,到目前我还是很敬佩他,因为他是一个有非常奇异想象的编剧。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?他是一个服务意识很强的编剧,这是香港编剧普遍的一个特征,就是导演要什么,我就给你写什么,我没有我的想法,我只是体现你的想法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,在张炭的问题上也给了我蛮多反思。编剧是什么?我觉得我们不是服务员。张炭那么有才华,到今天他依然还在做很多戏,但我想我们除了要有服务意识以外,还要有一个艺术家的主体意识,就是我要表达什么,当然这两个要找到一个平衡是特别难的。

怀念煤老板,他们从不干预我们创作

当年我入行的时候,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,一般都是在洗脚房里面谈,一边捏着脚一边谈,要么是在夜总会里面谈。我还记得有个投资人在夜总会里,一边搂着一个小姐一边跟我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弘扬正能量。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,他们特别好。我经历了各种投资人,有煤老板、房地产商,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,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,他们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,没有别的任何要求,他根本就不干预我们的创作,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煤矿里面如果瞎干预会人命的,他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意识。真的,他是特别尊重专业的人,因为挖煤这个事真的不能瞎干预。

房地产商也还好,他们也不干预你创作,但是他喜欢管理。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进来以后,他有很多他的想法,大数据啊、各种流量、大IP啊,越来越离谱。现在煤炭企业也不景气,我们特别呼唤他们再回来。

1993年我去中戏上学的时候,当时都是把学费和这一年的生活费揣在内裤里面,我记得大家应该也都有那个经历。当时把钱揣到内裤里面是一个标配,还有专门卖那种带拉链的内裤。我们有个同学因为高峰期人特别多,厕所都上不了,后来尿裤子了,最后他得把钱拿出来晾干,骚哄哄的就把那个钱交给了教务处。当时把钱放到内裤里,到今天移动支付,这个中间跨越,我觉得也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我印象中很深是,2002年我们拍戏,我们某个演员,我就不说是谁了,是个大牌演员,他那时候就是要现金。车子开到他的宾馆楼下了,他要求现金拿来,见到现金才上车。那天是星期天,这种大笔的几十万的现金是取不到的,我们怎么解释他都不行。后来是这边找朋友借的钱,拿了现金,全组都在等他。在移动支付这么发达的今天,但我们影视行业依然还是热衷于现金,最近小崔老师的发问也引起了关注,为什么还是要现金?

我们现在的投资人形形色色,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该省钱的地方不知道省,浪费很大;而在某些方面,比如在剧本上又特别舍不得花钱。有一个老板就跟我说,我就不相信在民间没有一个像梵高这样的天才等着我去发掘。我说你就是说你期望找到一个写得特别棒,还不要钱的编剧呗。他说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性价比更好的。但他不懂得的是最贵的东西就是性价比。

首先你发现不了梵高,你没有这个能力和眼光,再一个梵高不是靠人发现,他是自己生长出来的。性价比有没有?有的,但是你可能要花几十个亿,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找到那个人,你说是划算还是不划算?

在某种情况下市场价值已经很清楚了,因为我们开一个编剧的公司,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制片人找我说想找一个编剧,五万块一集的编剧,拿到这个水平稿费的是不错的编剧了,我说好的,但我去找了我们公司的一个三万五的编剧,我想说不定要到五万,不是不错嘛。我们就跟他谈了,但那个老板说这个编剧不错,但是我还是想要一个五万的编剧,我说他就是五万的,他说我感觉他就是属于那个三四万的,大概三五万左右的编剧。于是我就把公司另外一位老编剧,其实我觉得还是前面我介绍的那个更合适,但是没关系,这个老编剧确实五万,我介绍给投资人一见,一见完投资人说他行,他就是五万的那种。

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做监制,我听见我们隔壁导演和制片主任在痛骂找演员的副导演。我过去问怎么了,他说你看看他今天找的这些演员,太差了,太难看了。那个副导演一头的汗站在那,嘟嘟囔囔说,那这样,你能不能明天加一千块钱,我就把WangXiWei给你叫来,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人是谁。结果加了一千块,第二天找来的那个女演员就明显漂亮好多,就是加一千块钱的事。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从价格体系各方面实际上也骗不了人,包括群众演员、特邀演员、主要演员,你加一千块钱就能好很多,编剧也一样。

从来不缺好故事,难在写成好剧本

我不认为作家培训一下就可以做编剧,正像妄想田径运动员培训一下就能够踢中超是一样的。中超也许水平不高,但是你直接上去踢会出人命的,所以职业编剧还是有一个门槛在这儿的。有很多人跟我说,我是一个普通的职员,我想做编剧,或者我是学中文的我想做编剧。我每天接到各种这样的私信,我的回答一般是说你能不能自己先写一个剧本,这个剧本的片名就吸引人,第一场戏就吸引人,使得我可以去看第二场。如果你写得足够有趣,让一个专业人士能够看完你十场戏,不管你出身于什么,你就已经赢了,你的机会可能就开始有了。

你写的剧本90%不会被拍摄,但是你会由此获得写微电影、网大或者网剧的机会,也只是试写。也许有点钱,也许没钱,也许署名,也许不署名,取决于赏识你的人是谁,或者你拥有一个成为一个大编剧助手的机会,在工作当中你的才华很重要,要让人知道。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态度,你投入的精神,你的渴望,你的韧性,总之你要体现你的职业潜能。我一直说我们从事文字工作,你写个病假条也要比别人好,当你使用文字的时候要高度得紧张起来。作为一个编剧,成为职业编剧的话就是这样,文字是你安身立命的工具。我不能随随便便去发表一个文字的评论或者叙述。

现在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一个民间的天才拿出一个惊若天人的剧本,我们需要一个有趣的故事,然后让专业的编剧去挖掘它。故事我们是一直不缺的,剧本的难度是要写成戏。我们生活中总是碰到有人说我的故事比你电影里的故事好得多,但是我们不缺好故事,剧本难写啊,一个电影需要一百场戏,每一场剧本要变成戏。我们一直说什么是戏,什么是剧本,剧本就是你写的每一行字都可以拍出来。

“老张已经十年没有跟他太太说过一句话了”,这是小说,它拍不出来。但是大家去看那个电影《无问西东》,里面那个老师跟他太太冷战多年,他喝水的杯子碎了,他不用他太太的杯子,宁愿用饭盒喝水,这就拍出了类似“老张跟他太太已经十年没说一句话”的陈述,这是通过戏来表现的。当然这部电影我并不喜欢,虽然是一部不错的电影,但是它对历史充满了偏见和无知,我觉得清华不是那样的。

我的第一部电影

我的第一部电影叫《说好不分手》,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。那个戏来自于《北京晚报》一个小的社会新闻。当时我跟闫刚写完《明星制造》之后,跟一个大编剧叫费明合作搞的。他的成名作有《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》、《离婚了就别再找我》、《能不离最好还是别离》。他是北京市婚恋协会的理事,但是他到现在也没结婚,他专门写情感戏,他都是口述,有一个打字员,小谢,女的。小谢有残疾,原来是小儿麻痹,每天来给我们打字。我们一般打到晚上,到了吃饭的点就在全北京各地找吃的,费明爱吃,他对我跟闫刚说你们俩先打车到哪吃饭,我说那你呢,他说我坐车去,我当时心想他自己有车也不带上我,后来我们走在到胡同里面,看见小谢开着她的残疾人摩托,费明坐后面,呼啸而过,喊了一句“一会饭馆见”。

我们三个写剧本是这样的,大家想好一个桥段后,由一个人负责口述,另外两个人在旁边听着,小谢就在那打字。有一天我们正在写一个情景喜剧,费明发现《北京晚报》上有一条社会新闻,讲的是重庆有一个人,发现他的儿子长到7岁,越长越不像他,于是他就去做了一个亲子鉴定,发现果然不是他的,他就把太太告上了法庭,要求精神损失费。这是中国第一例亲子鉴定引起的官司,当时是1998年。费明很敏锐,说这个可以写一个电影剧本,于是我们就把那个情景喜剧停下了,改为写电影剧本,写完了以后取名《说好不分手》。

我们把剧本递给了许晴,许晴当时的男朋友是刘波,诚成文化的老总,刘波是个骗子,后来上了红色通缉令,跑到日本,去年去世了。但当时他迅速决定投资拍这个戏。当时的制片人是杨健,后来大家知道是柳云龙的爱人,拍《暗算》她也是制片人,当时她是许晴的闺蜜。我们的摄影师是傅靖生,大家叫他阿傅,他是谢飞导演的一个摄影师。

我们把阿傅请来以后,他跟我们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,我三天三夜没有出门,然后我重写了一个,拍这个吧。然后杨健也好,许晴也好都有点懵了,说不不不,我们请你来是当摄影师的。当时费明想做导演,他一直有一个导演梦,但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叫他费导,就是打字员小谢,他要求她必须这样叫。男主演是濮存昕,他觉得费明没有导过,所以想找一个很强的摄影师,后来他们觉得摄影师可以做导演,但阿傅也没做过导演,最后就变成说费和傅两个人联合执导。

开完那个会之后,我就跟费明说这个不靠谱,费明说没问题,等拍起来就看我的人格魅力吧,我说不行,因为机器在傅手里。后来拍起来果然是这样,傅靖生拿着机器想拍什么拍什么,费明也说不上话,而且费明胖,肚子也比较大,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导演椅,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椅子比一般的要矮很多,费明坐进去就站不起来了。我去现场基本上看见费明都睡着了。

后来那个戏就是两导演在那拍,制片主任特别苦恼说一个戏里面有两导演,相当于驴棚里拴了俩驴,我说还是俩公的,他说对,没法弄。后来那个戏一拍,傅靖生对整个剧本非常随意,他说欧洲都是这样,剧本交出来之后,他就瞎拍,演员也不用照着剧本里面说词儿。这个戏非常乱,我觉得像当时话剧的幕表制,就是这一幕大概讲什么,演员上去随便演吧。我们的电影就是这样,后来这个电影拿了百花奖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是很糟糕的一部电影。

讨薪,最后钱全付了人家医药费

后来还是跟费明合作,因为他是大编剧,能接到好多活儿,我们跟他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《合同婚姻》。写完以后,突然有一天费明跟我说,有个女演员给他打电话说费老师这个剧本太好了,现在我在主演这个电影。啊?你在主演?演多久了?对方说演一个礼拜了,这个戏现在是个电视电影。我说什么叫电视电影?他说这个是电影频道先发明的一个新的类型,因为电影频道成立以后觉得它就要放电影,每天放几部新的电影。你知道吗,电影频道成立以后,一年多一点的 时间把建国以来所有的电影都放了一遍,中国片连带外国片,就没啦,就一千多部嘛。说再放那就变成老电影频道了,所以就有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,说国外的电视台是拍电视电影,这样版权是你自己的。所以电影频道的第一批电视电影就变成这样,我们那个合同是跟导演签的,那个导演没有脖子,叫颢然。

这个家伙已经拍了一个星期没给钱,我们一算电视电影周期大概十天左右就拍完了,顶多十二三天,我们就说得赶紧去找他要钱。之前颢然有一个小的短剧叫《咱老百姓》,当时全北京的编剧都在写这个,半小时一集,几千块钱,写一集可以挣几千块钱。后来叫我和闫刚给他改过一稿,当时付钱就拖拖拉拉,闫刚就想打他。闫刚在电话里说打你丫的,后来他打电话给我说刚才闫刚跟我说什么我没听见,我一会把钱给你。

闫刚原来就想打他,那次没打成,因为他把钱给我们了。这次听说他又开拍了没有给钱,我和闫刚、费明就叫了一个朋友刘誉,刘誉是电影学院管理系的老师,也是后来《我的经济适用男》的编剧,《锋刃》的编剧和导演,他有一辆福特天霸的白色轿车,带上我们三个就去了。

汪海林:《影视圈20年目睹之怪现状》

当时是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棚,我们就到了那,导演一看到我们就紧张,就说再来一条,就又来了一条,过一会又说再来一条,就又来了一条,第三遍说再来一条,我说别来了,赶快给钱吧。后来导演就把制片主任叫来,问还有多少钱,主任说没钱了。导演说那给老板打电话,说费明老板你也认识的,他就拿着费明的手机给老板打电话,导演跟老板说费明他们来要钱了,你跟费明说,费明说我跟他说不着,他俩就在推这个手机。我记得是一个爱立信的手机,反盖的,两人推的过程中,闫刚同志已经按耐不住了,一拳就打过去了,打向了导演,手机也被打飞了,后面的时间就是费明一直在地上找他的翻盖手机的盖,闫刚就在那打导演,叮咣五四一通打,完全出乎我的计划,我觉得应该先拿到钱,拿到钱以后再打也行。后来我一看都是一块儿来的,我不打也不合适,我就上去在后面象征性地踹了两脚。打完以后,这个戏就没法拍了,剧组解散了,因为导演被送医院了,我们的钱就付了医药费。

后来老板就说我损失很大怎么办。费明说我有个主意,你只要给我三千块钱的烟钱,我就给你导了,老板说可以,费明就接着把这个戏拍完。

费明跟我说他一直做两个噩梦,因为他原来在生产建设兵团插队,一个噩梦就是“这次回城的名单里没你”,另外一个噩梦就是“你的导演资格被取消了”,所以他特别担心,说要把这个戏拍完,但是他不知道前面那个导演瞎改剧本,他照着原剧本拍完以后,两人拍的东西接不到一块儿。

电影局当时有一个领导还挺重视这个戏,把他们叫去给骂了一顿,说得重新调,配话外音。最后这个戏在大年三十的晚上,春晚之后在电影频道播出了,这就是第一波电视电影《合同婚姻》。看完那个电影我给费明打了个电话,我说费老师,这是建国以来画外音最多的一部影片,这是广播剧啊。后期有一个女孩上字幕,我一看导演明明,我说明明是谁啊,她说就是费老师啊,他说这个片子太差了,不好意思署自己真名,我还问他为什么不叫费费呢。

费明后来还有一个故事,当时我们编剧要尾款特别困难。我跟他合作的一个戏,那个老板就拒绝给钱。我说为什么?他说你不知道吗,我们的合同里有一条,甲方满意为止,他说我不满意呀。我说是这样是对吧,我知道你明天在石景山医院拍是吗,他说怎么了,这个老板就很紧张,我说没事,我相信你明天拍不成,他就很紧张说你想干嘛,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怕你。我说行,你不怕我,你明天拍拍试试。当然这是我威胁他。过了五分钟,费明给我打电话说老板叫你去领两万块钱,我就这样成功要到了钱。

费明比较软弱,他有一次说对方一直没给他钱,我说要不要我们去找几个年轻力壮的编剧跟你一块去要啊,费明说不,我有一个好办法,我在保安公司五十块一个一天,请了八个保安,让他们穿着黑西服明天去现场帮我要钱。我说这行吗,他说我试试。到了第二天晚上,我突然想起来就打电话问费老师钱要到了吗,他得意地说我正在把玩这张现金支票,要到了,对方以为他找了黑社会,其实是八个保安。

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

我一入行就经历了各种奇葩的剧组,奇葩的导演,这场奇迹的旅行到现在还在持续,而且越来越梦幻。像《说好不分手》,我们是精心设计了时空关系,是一个结构主义的作品,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,叙述上用了倒叙、插叙和闪回各种方法。结果制片人说能不能改一下,按照时空顺序来,我怕观众看不明白。我们就只好改了,等于把麻花拧回了油条,我们会做油条啊,你早说啊,我们费那么大劲做麻花,是吃饱了撑的吗。

我写过电视剧《楚汉传奇》,其实导演之前买了一个剧本,后来陈道明老师主演,他一看这个剧本觉得不太好,就向导演推荐了我和闫刚写的剧本。导演也拧不过他,或者投资人把两个剧本都看了,觉得还是我们写的好,就决定拍我们这一版。但是因为之前买那个剧本花了钱了,他舍不得那个钱,他就把我们的剧本跟之前的剧本掺在一起用,像同一个内容,比如说都写指鹿为马,他不是说谁写的好就拍谁,而是谁写的长就拍谁,写得长多出来能挣钱嘛。

所以那个戏就会出现比如说在秦代书生们在那读《三字经》,大家知道那是宋代的。还出现了这样的台词“陛下,陈胜吴广起义了”。当然我也听说过别的戏会出现“兄弟们,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开始了”,我肯定这都不是编剧写的。有些就是演员在现场倒词瞎说的。

《楚汉传奇》这个情况就使我当时不得不怒在网上张贴我的剧本,因为我觉得这是对一个编剧最大的羞辱,你如果写一个楚汉题材的戏,里面出现《三字经》,我觉得是对一个编剧的职业性做了彻底的否定,等于是砸我饭碗,对吧。

故事就这样变成了事故,我们这个电影圈,前两天我在颁奖仪式上也说到这个问题,我们电影界一直没有意识到一点,就是我们编剧完全有能力凭借一己之力搞砸一部电影。我们一个影片好有各种原因,但是一部影片差肯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剧本不行。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不重视剧本,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的,但是他们天天都在这样干。

剧作中心制与购销机制改革

最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在陕西右玉搞了一个论坛,叫右玉论剑,我们呼吁在我们的影视界成立剧作中心制,而不是制作中心制,不是为了省钱这些戏不要拍了,为了省钱怎么着怎么着,也不是明星中心制,本来是男主的戏,因为来了一个大牌女主,把这个戏改成女主戏。

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,是精神病中心制,谁疯的厉害就听谁的。最近我的戏《爱国者》正在播,作为一个编剧我有自己的价值体系,我觉得在美学风格上它显得太新了,服化道包括陈设太新,为这个我跟剧组也发生过很多的争执。其实技术上做旧是更难的,审美上太新就low。我们的电视剧普遍的就是脸太干净,意识太肮脏,我希望在美学上脸别那么干净,意识要高贵,包括《爱国者》这个创作我也认为是这样的。

其实我们国家电视剧的购销体制亟待改革。昨天我也看到有关于限制演员片筹的一个文件出来,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购销体制,就是把一个戏拍完了去卖,这样平台它只会要求演员,谁的演员好、大牌、流量高我买谁。而在美国包括在韩国、日本,它是按照剧本进行购销、定购的。美剧的情况是报题投标,报题投标就是靠编剧的剧本、故事大纲。剧本过了,就给你签购片合同。

剧本好你才能做这门生意。那么你的演员好重要吗?不重要,你如果用个大牌演员成本增加的话,你还要跟人家平台商量,我想弄个大牌演员,平台可能答应也可能不答应,再一个你已经拿到购片合同了,你没有必要再去选一个很贵的演员。我们国家看上去单集成本比别人低,但实际上我们依靠演员卖剧的购销机制,导致了大量浪费,我们现在挤压了有三万多集戏,每年累加的挤压的有一万多集,这是大量的资源浪费。

如果学美国的购销机制,没有拿到订单你就别拍了,不要生产了,所以我一直说我们国家的影视创作需要一个供给侧的改革,这个改革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这种购销机制,要不然按照现在的情况再下文件也没有用。我们现在一个戏动不动三亿四亿,两三亿是常态,那怕你控制成本哪怕控制到两千万,按照目前的购片机制,我们演员依然有能力拿走1800万。这种明星制度导致每一次的调控就像房地产一样,都成为演员涨价的一个原因。

我记忆非常深的是我们在几年前一剧四星变成一剧两星(注: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道播出),一个电视剧只能卖两颗星,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市场萎缩了三分之一,相当于进入了寒冬,其实是主要针对演员造成的成本的增加。制片人跟我们编剧谈合约的时候就说,大家共渡难关吧,编剧的费用都往下降了一下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演员的片筹,一线演员的片酬却涨了一倍。

我上次看到马云有一个发言,他说到我最失望的就是中国的明星,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件事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商人。NBA美职篮所有球员的收入跟联盟的盈利是挂钩的,联盟今年赚钱了,大家就可以涨薪水,如果联盟收益下降,球员也都往下降薪水,我觉得这是科学的。

我们每年电影行业和电视剧行业都在亏损,在一个亏损如此严重的行业,某些人一个片子可以拿走一个亿、两个亿,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在犯罪。我回去可能还要写文章,要呼吁我们整个购销机制做一个彻底的改革,不改革还是死路一条,我觉得下多少文件也没有用。

小鲜肉问题与中国荧屏男性形象

最后,顺便说一说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问题,我一直把我们小鲜肉的问题说成是审美安全问题,小鲜肉这个词最早是我在抨击他们是香港富婆找鸭的说法。在审美上我觉得先进的国家,特别是欧美强力的国家,它一定是有很强的雄性意识,它的男演员很重要,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。如果我们国家的主要男演员,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,这会对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造成威胁。

在多元化社会,他们可以存在,但是你不能给他们奖,不能鼓励年轻人往这个方向走,他们是原来审美的补充,我觉得这没有问题。要是整个国家去追捧就有问题了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陆国家,我们不是那些岛国。我们国家可以没有偶像剧,虽然我也做过偶像剧,偶像剧是一些岛国、半岛国人造偶像,按照现在的工业化、商业化的标准去造的。美国永远是汤姆·汉克斯、达斯汀·霍夫曼,包括像小罗伯特·唐尼这样的雄性意识很强的,这才是是年轻人的偶像,再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危险的。

当然这也有赖于我们创作者去创作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作品,尤其是塑造中国人的形象。所以这次《爱国者》我也很高兴有张鲁一这样的演员,我想塑造全新的中国荧屏的男性形象,长时间以来,我们中国荧屏的男性形象总被一些窝囊废、小气鬼、大傻X占据着。我们观众也很失望,没有看到甚至认为中国男性是没有担当的,没有责任的,不懂得爱,不懂得恨的一帮人,我觉得必须靠艺术作品,靠我们全新的形象去扭转这个印象。《爱国者》我别的不满意,但是我觉得里面我们塑造了不光是一个,而是一群中国男性的形象,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渐改变目前这种审美上的颓势。今天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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